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生于1935年，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两度普利策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著有《权力经纪人》（The Power Broker）、《林顿·约翰逊传》（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等

  粉丝们对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所著的林登·约翰逊系列传记的下一册中译本望眼欲穿。但为什么中国却迟迟未发行呢？

  去年夏天，何雨珈正着手准备，至少是精神上准备着，自己笔下译作从德克萨斯州丘陵地到美国参议院的过渡（即自传系列第二册至第三册的过渡）。就在这时，她开始在豆瓣上收到一些粉丝焦虑的信息。“老板，你何时会翻林登·约翰逊传记的后面几册啊？”一位读者写道。另一位读者紧接着留言道，“过了半年了，《晋升之梯》还没消息吗？你知道它何时出版吗？”

  林登·约翰逊是Lyndon Johnson的音译，“Ladder of Promotion”——《晋升之梯》是罗伯特·卡罗计划中撰写的5册关于前总统林登·约翰逊传记中第二册“Means of Ascent”的中文标题。在美国，不少读者对这位84岁的老爷子分外担心，因为他写作速度慢是出了名的。（“有这么多人担心我会写不完，让我挺感动的。”卡罗去年对福克斯新闻的克里斯·沃伦斯说道。）

  在中国，何雨珈签约翻译约翰逊系列传记的前四册。在这里，读者担心的问题与健康或速度可丝毫没有关系。33岁的雨珈魅力十足，除了偶尔作为业余的单口喜剧演员演出外，她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4小时的日子可不算少。词句喷涌而出时就像在阳光照耀下的那侧冰川渐融形成的汩汩山涧。

  何雨珈，85后生人，自由译者，文字与影像的狂热追随者，野生生活艺术家，译有《当呼吸化为空气》《纸牌屋》《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等书

  卡罗的第一册传记，她仅用4个月就翻完了，《晋升之梯》翻得是相同快，翻译工作于2018年底便结束了，但《晋升之梯》至今仍未出版，因此雨珈也还未拿到薪水。这就很好解释了中国版本的“何时能读到传记新作？”这样的一个问题比起让人感动实则更让人心烦。“我不知道，我很早前就把手稿交上去了，”雨珈在豆瓣上回复着读者的疑问，“也许是因为对于美国作家的审查总是极度严格吧。”

  雨珈和先生住在成都，在他们位于26层的公寓里，我们谈及此事，她解释说各种政治压力通常是不会言明的。雨珈道：“我的编辑从没说过他们为啥一直拖着图书在版编目号码。”图书在版编目码CIP(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number)即国家要求的，任何在国内出版的书籍都必须有的编码。就去年而言，许多美国书籍都未获该码。就职于北京磨铁图书的陈亮（音）是雨珈的编辑，其礼貌、含糊其辞但不失技巧地回复了关于问询延迟出版的邮件，他遣词道“一些意外因素。”

  对中国的出版业而言，对美国书籍的雪藏根本不是什么意外因素。雨珈有三本书都处于待定状态，包括《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不一样的天空》（“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

  陆佳（音）也是一位居于成都的译者，其四本译作均待出版。《大赢》（“Win Bigly”）是陆佳译完的另一本书，该书作者是呆伯特连环漫画家斯科特·亚当，他在书中分析了特朗普的说服力。贸易摩擦期间，该书彻底撤销，无缘市场。“当然，没人说过这便是原因，”陆佳说道，“但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原因。”

  然而，美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并无迹象说明该协议将流通那些积压的美国书籍。对那些控制不了的事儿，雨珈没有焦虑，我在最近的拜访中了解到，她正牟足劲儿翻译卡罗系列传记的第三册“Master of the Senate”（《参议院之王》）。

  雨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大学，从未到过美国，但她对卡罗笔下那粗旷的德州丘陵地的感情日益深厚。她指向第一册的一段话：“狂暴的洪水咆哮着冲向水沟（人们称其为‘冲沟者’或者‘桩上跳’）。”雨珈把最后一词译为 ‘桩上跳’。“跳过桩子”，她解释道，这让人想起一种武功：梅花桩。重重阻碍中，大师在桩上一跃而过。“我的编辑说，‘洪水在你笔下好像一个勇猛发狂的习武者！’”

  上学期间，雨珈没怎么听过约翰逊。“我以前不知道他在美国历史中如此重要，”她说道。“在国内，我们听过华盛顿、肯尼迪、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并还有尼克松，因为他对中国很重要。”

  在翻译小说前，雨珈会先一口气把作品读完。但对纪实文学，她倾向在随着故事展开的同时把焦点严格地定位在事实之上，而非先关注结论。因此她对德州的地貌有了一个非常翔实且细致的印象，对约翰逊总统早期的导师、对手们也有着如传记般生动的了解。但她现在仍不知道约翰逊总统政治生涯的终局究竟为何。雨珈说，尽管她知道约翰逊总统因为越战而下台，但她不确定他是自己请辞还是以其他方式离开的。当她的拜访者提出给她“剧透”一下时，她婉拒道“我想等等（自己揭谜）”。

  卡罗书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公告板，他将写在标准贴纸簿上的《林登·约翰逊时代》提纲钉在上面

  相较于其他同样从未掌权的人，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或许最了解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他本人从未竞选任何公职，即使参与也很可能落败。他性格害羞、言语轻柔，遵守老派礼仪，说话带有老派纽约腔（他将“time”发音成“toime”，“fine”发音为“foine”），他爱难为情，谈及自身的时候目光有点儿游移。权力的概念，或者是当权者的概念，吸引他的程度与使其厌恶的程度不相上下。然而，卡罗还是花费了几乎整个的成年时期来研究权力，以及权力的用场。他一开始的研究对象是地产商和城市规划大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然后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后者的传记他已经写了近四十年。卡罗能够精确地描述，摩西如何不顾一切，强行让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穿越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使得数千家庭流离失所。他也能够精确地描述，林登·约翰逊如何通过87张伪造的选票，在1948年的得克萨斯州州参议员选举中篡取胜利。这些故事仍使他义愤填膺，但也让他感到某种惊奇。愤怒和惊奇的双重情感，支撑着他从事一份狄更斯式的孤独职业，焚膏继晷、鲜有停歇。

  卡罗是最后一个十九世纪风格的传记作家，他认为伟大人物和当权人物的传记，不能用薄薄一册来打发，甚至一册大部头也不行，得填满整个书架。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去哥伦布圆形广场旁边一幢不起眼办公楼的22层办公室报到，与律师和投资公司为邻。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像是属于一位注册会计师，还使用账簿和手摇计算器的那种。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张旧木桌，几个木质档案柜和一张栗色皮沙发，从来都没人坐在那上面。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卡罗用老派的方式写作：手写到标准文件夹白纸上。

  卡罗从1976年开始创作多卷本传记《林登·约翰逊时代》(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传主曾任美国第36届总统。在那之前不久，他刚写完摩西的传记《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这本规模宏大的传记赢得了普利策奖。卡罗当时认为，他可以用大约六年的时间，用三卷本写完约翰逊的一生。下个月（译者注，2012年5月），该书的第四卷《权力通道》(The Passage of Power)，将在第三卷《议院大师》(Master of the Senate)出版十年之后面世，第二卷《升迁之道》(Means of Ascent)则在第三卷的十二年前出版，第一卷《权力起始》(The Path to Power)又比第二卷早了八年。它们的容量也绝不普通。《升迁之道》大约500页厚，是其中相对较薄的一本。《权力起始》几近900页；《议院大师》接近1200页，几乎是前两卷长度之和。如果你像我不久之前一样，傻兮兮地试图几周之内读完或重读全部四卷，你就会发现了自己不忍释卷，同时又担心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最新的这一卷厚达736页，仅涵盖了约摸六年的时间跨度。《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最近刊登了其中的节选。本书始于1958年，彼时，以果敢和实干闻名的约翰逊，在决定是不是要参与1960年总统选举时踯躅不前。书中接着描述了，在当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轮投票中，约翰逊如何输给了肯尼迪，随后的副总统生涯悲惨而羞辱。本书最后把几乎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一个47天的历史时段，始于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卡罗对刺杀事件的叙述，是从约翰逊的角度来写的，堪称史上最扣人心弦），终于次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讲。在这47天里，约翰逊牢牢抓住了权力的缰绳，并以惊人的速度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大部分立法付诸行动。

  换种说法，卡罗放慢节奏，花费比约翰逊生活的岁月更长的时间，来书写同时段的历史，而且他离结束还相差甚远。未来我们还将读到1964年的总统大选、博比·贝克(Bobby Baker)和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的丑闻、越南战争，以及约翰逊不谋求连任的决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约翰逊（以及许多人曾经的抗议对象）——固执己见、愁眉不展，有着大下巴、下垂的招风耳和胆囊手术留下的疤痕——刚刚才开始显现。

  约翰逊一直预测自己活不长，最终卒于64岁。卡罗已经76岁了，2004年一次可怕的胰腺炎发作之后，一直健康情况良好。他说，《权力通道》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是因为他同时在为后来发生的事做研究，这样他就能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以内，只用一卷的篇幅，将整个系列结束。上回他写完《议院大师》后也是这么说的。（他还曾经觉得自身可以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写完《权力掮客》，结果花费了七年时间，其间他和妻子艾娜(Ina)破了产。）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曾任克诺夫(Knopf)出版社的主编，当时与卡罗签约出版《林登·约翰逊时代》。正式离开该出版社后，他仍然继续编辑卡罗所有的著作（担任《纽约客》主编时，他也曾摘录刊登了该书的第二卷）。不久之前，他说他曾经告诉卡罗：“我们来掐算一下吧。我现在80岁，你也75岁了。计算之后的几率是，不管你再花多少年把书写完，我都将不在人世了。”戈特利布补充道，“实情是，鲍勃（译者注，Bob是Robert的昵称）并不是特别需要我，但他自己认为需要。”

  常年研究约翰逊，罗伯特·卡罗便对他越来越了解，也慢慢变得理解，甚至超过了约翰逊对自己的了解和理解程度。他深知约翰逊的好坏两面：他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何用两面派的方法分别唬住南北方的参议员，让一个粉碎了1875年以来所有民权提案的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57); 他如何捏造自己的参战记录，仅凭一次飞行就赢得了一枚勋章；作为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副总统，他的立场如何将肯尼迪总统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吓得六神无主。卡罗已熟知约翰逊的狂暴、他的无情、他的谎言、他的贿赂、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蜜语哄骗、他的屈膝讨好、他的危言恫吓、他的溜须拍马、他的魅力、他的友善、他的同情倾向、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他的女友、他的杂役和赃款中间人、他的餐桌礼仪、他的饮酒习惯，甚至是他为自己私处所起的绰号：不是小弟弟(译者注，Johnson在美国俚语里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而是老大哥(Jumbo)。

  这样的知识储备来之不易、代价不菲。卡罗书写约翰逊的时间十分漫长，他的经纪人林恩·内斯比特(Lynn Nesbit)都不记得重新谈过多少次他的合同了。他的出版社已经换过两任主编，没人再为他的交稿期限担什么心。该面世的时候，书自然就会写好。“我可不是他们的救济对象，”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我谈到多年来克诺夫出版社和卡罗绑在了一起时，他强调这一点。确实，约翰逊的传记受到评论界的热烈追捧（《权力起始》和《升迁之道》都赢得了美国全国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议院大师》赢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本本都是畅销书。但是，卷与卷之间的时间间隔太过漫长，卡罗并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也是事实。“这些书盈利吗？”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克诺夫出版社的现任老板桑尼·梅塔(Sonny Mehta)这样问道。1987年戈特利布离开公司之后，他满腔热情地接手了约翰逊传记项目。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这样回答，“它们会盈利的，因为它们无与伦比。”

  戈特利布的回答更有哲学意味。“假如45年之后，某种会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亏了，那又有啥关系呢？”他说。“想想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给历史增加的注脚。你怎么衡量这么多东西？”

  戈特利布和卡罗，两个鲍勃有一种古怪的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敬仰，同时又争论不休，两者的程度不相上下。比方说，关于戈特利布从《权力掮客》里砍掉了多少字数，他们还在争个没完，或是说假装如此。这一个数字达到了35万，相当于两三本普通容量的书籍，而且卡罗仍然为其中几乎每一个字感到遗憾。有一天，他悲伤地对我说：“《权力掮客》里有些内容本不该被删减。”他给我看他私人的版本，书页卷边、书脊弯折，处处勾画重点，字里行间写满订正的内容。卡罗有点儿像巴尔扎克，会不停地折腾自己的著作，出版了也不消停。

  关于约翰逊传记计划的由头，戈特利布和卡罗的解释也有微小的差别。根据原来的合同，写完摩西之后，卡罗应该为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立传。戈特利布说，1974年，卡罗来谈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告诉卡罗：“写拉瓜迪亚会是个错误。三四十年代，我们家曾有两个上帝：罗斯福和拉瓜迪亚。但拉瓜迪亚是个死胡同，一个异类。他前无师承，后无来者。我认为你应该写林登·约翰逊。”说到这里，他转向我，摇着头，接着说：“你得明白，我对林登·约翰逊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从未想到过他，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鲍勃应该为他立传。那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伟大时刻，因为它来得莫名其妙。”

  卡罗却说，他那时已经决定，下个书写对象应该是不久前去世的约翰逊，部分原因主要在于他不想再写跟纽约相关的主题，不过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戈特利布讲出来。“我总是觉得，只坐在那儿，不说出来‘那正是我想做的事’，就能大幅度提升预付稿酬的数目。”他告诉我。

  戈特利布和卡罗争论的话题不光是书稿的长度，还包括文字，甚至是标点。“你知道那句让人抓狂的老话吗？怎么说来着，‘他问题的特性就在于他特性的问题’？”戈特利布问我。“鲍勃真的就是那种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无比可靠的研究天才，缘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一视同仁。对他来说，最微小的东西和最宏大的东西一样关系重大。一个分号的重要性，我随便说说，与约翰逊是否为同性恋不相上下。不幸的是，涉及到语言的话，我也有同样的倾向，这样我们就会为分号干上一仗。分号对我的重要性与谁给什么法律投了赞成票一样。”

  他们之间最大冲突的起因是约翰逊传记的第二卷《升迁之道》。本卷的主要内容是1948年约翰逊骗取胜利的参议院选举。戈特利布对地方政治的细节很感兴趣，鼓励卡罗详细地描述此事。但是，和一些书评人一样，他反对卡罗对约翰逊的竞选对手、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进行几近英雄化的描绘。“我们争得几乎要厮打在一起了，我实在是不能赞同他将科克·史蒂文森理想化。”戈特利布说。“我们都恨不得杀了对方。”

  戈特利布说，最新这一卷的编辑工作远比前几卷顺利。他解释道：“我们都表现更好了，而且真的挺愉快的，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受这一过程。他会说，‘我知道，这些你都不想要，’然后我会说，‘你还知道啊，真是挺有趣的！’我想我们都有所改进，达到了各自的改进限度。”他笑起来，接着补充道：“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你只是带着一切都很值得的信念开始，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了五百年，而你正在给第43卷做注释呢。”

  “从来都不是计划使然，” 解释自己如何成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时候，卡罗对我说。“只有一连串的错误。”卡罗出生于1935年10月，成长于94街的中央公园西路。他的父亲是位商人，说意第绪语和英语，但两种都不常说。他说，父亲“很沉默寡言”，在他12岁的时候，患病多年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便更加寡言。他说：“这个家有点儿怪，怪就怪在我不想在里头待太久。”他补充道，尽管他一直喜爱自己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多数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迈克尔是一个地产经理人，现在已经退了休。少时的卡罗将尽可能多的时间花费在霍勒斯·曼学校(去该校上学是他母亲的遗愿)，或者带一本书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他那时就一直在写作，而且写得洋洋洒洒。他六年级作文的长度使其他同学相形见绌。他在普林斯顿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海明威的存在主义，长度惊人。后来他得知，该校的英文系随后颁布了一条规定，限制本科论文的页数。

  卡罗说，他因为普林斯顿的派对而选择了该校，如今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应该去哈佛的。五十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对犹太人不甚友好，尽管卡罗说他个人并没有遭受反犹主义的折磨，但他见证了很多其他学生的不幸遭遇。“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是，我并不是待在普林斯顿，”他说道：“而是待在报纸和文学杂志里。”他在《普林斯顿人日报》(The Daily Princetonian)开了个名为“常青藤杂谈” (Ivy Inklings)的体育专栏，并且最终成为该报的执行主编。（卡罗退出之前，该报的主编是小雷蒙德·沃尔特·阿普尔(R. W. Apple Jr.)，此人后来成为《》的传奇记者。）他也写短篇故事，不过篇幅并不短。其中一篇讲的是一个男孩使他的女友怀了孕，刊登在幽默与文学杂志《普林斯顿之虎》(The Princeton Tiger)上，几乎塞满了整期杂志。

  也是在普林斯顿，卡罗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艾娜，她还会成为他唯一信任的助手和研究员。那时她年方二八，是来自临近的托伦顿市的中学生，正参加一个希勒尔（译者注，Hillel是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校园组织）联谊会的四人约会活动。从彼时的照片来看，卡罗非常英俊，房间另一头的艾娜看到了他，并对她最好的朋友说：“我要嫁的人就是他。”三年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从大学退学，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卡罗。尽管她后来完成了学位，还得到了另一个学位（中世纪欧洲史），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她仍然算是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卡罗。创作《权力掮客》期间，卡罗耗尽家财，对完成本书几近绝望。艾娜便将他们长岛郊外的房子卖掉，带着全家（他们育有一子，现在从事信息技术产业）搬到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还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来支撑卡罗坚持下去。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障鲍勃的写作。像房子和钱财这样的事，对我从来都没有多大意义，我想它们对我家的狗更重要。”某天早上，在卡罗夫妇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宽大公寓里，艾娜这样告诉我，并补充说：“不过我从没料到，传记会是他全部的写作范畴。我一直想让他写本小说的。”她接着说，即便是现在，她也难以接受：约翰逊传记很可能就是他们夫妇俩一生的杰作。“你从不会想到死亡，”她说：“总觉得还有时间。”

  为了结婚，卡罗需要找份工作。《》提供了一个当送稿勤杂工的机会，他现在回忆起来，薪资“大概是每周37.50美元。”《新不伦瑞克每日家政新闻暨周日时报》(The New Brunswick Daily Home News and Sunday Times)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周薪52美元，卡罗就去了。这又是一个错误，唯一的好处是让他早早地上了一堂权力政治课。该报的政治主笔在选举期间暂时离开，为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工作。他生病的时候，卡罗顶替上去。他为一位党内高层撰写演讲词，并进行公关工作。选举日那天，卡罗随从此人坐车巡视各投票点，期间遇到警察正把一些黑人赶进一辆巡逻车。“一位警察解释道，这些黑人监票员一直在惹麻烦，不过他们已控制住了局面，”卡罗回忆说：“我现在都还在思考此事。倒不是警察的粗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那些政治人物对此事的—— ‘顺从’并不是精确的字眼——‘坦然接受’。当时我只想跳出那辆车，他一停车我就跳了。他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肯定是知道我的感受。”

  六十年代早期，卡罗对权力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当时他已跳槽到《纽约每日新闻》(Newsday)，并在那里发现，自己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本事。他奉命去报道罗伯特·摩西的一个桥梁计划，该桥从纽约州的拉伊市延伸到奥伊斯特贝镇，横跨长岛湾。“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主意，”他告诉我说：“他们必修建十分巨大的桥墩，肯定会搅乱潮汐。”卡罗写了一系列报道来揭露该计划的愚蠢性，貌似已经说服了包括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内的所有人。但是，他回忆道，之后他接到了一位朋友从州府奥尔巴尼打来的电话，“鲍勃，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卡罗说：“我赶到那里，赶上州众议院正在投票，决定是不是授权启动桥梁计划的一些初步措施。该动议获得通过，票数大概是138对4。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坐上车开回长岛的家，一直在想：‘你做的每件事都很荒谬。你相信民主制度的权力来源于投票箱，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写作。但是那个人，从来就没当选任何职位，却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将整个州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你还一丁点儿都不明白他的权力是怎么来的。’”

  同样的教训在1965年再次降临。当时卡罗获得了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去哈佛深造，上了一门关于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的课程。“有一天，他们谈到高速公路以及如何选址，”他回忆说：“有一些数学公式，计算交通密度、人口密度等等，然后我突然对自己说：‘这完全是错误的。高速公路不是这样建成的。它们在那儿是因为罗伯特·摩西就想要把它们建在那儿。如果你不去追查罗伯特·摩西的权力来源，并向人们解释清楚，那么你做的其他事情都将是有悖良心的。’”

  卡罗对权力的痴迷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作品的性质。首先，权力占据了他著作中大部分的篇幅和内容。卡罗觉得自身的书并不是普通的传记，而是一些研究论文，主题是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它对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影响。权力，或是卡罗理解的权力，也构成他的人物和结构概念的基础。在《权力掮客》中，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摩西需要逐步加大剂量的，一步步将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改造成一个无情的恶魔：他强行拆除社区、废弃道路、抹平桥梁，只是为了摧毁，不为别的目的。

  通读约翰逊传记，不难发现卡罗所说的“黑暗和光明两条线索”：前者是约翰逊对权力赤裸无情的渴求——“不是用来改善他人生活，而是操纵和控制他人，迫使他人屈从自己的意愿”；后者是他满怀同情地对权力的使用。如果说卡罗笔下的摩西是位歌剧风格的人物，一位使城市风貌发生剧变的浮士德，那么他写的约翰逊则是莎士比亚式的：理查三世、李尔王、伊阿古和卡西奥的集合体。看到卡罗笔下约翰逊在大学里的恶劣行径，钻营谋取、敲诈同学、对教职工溜须拍马，或是约翰逊丑化科克·史蒂文森的选战，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卡罗强烈的厌恶。但是在下一卷书中，写到约翰逊拥护民权立法时，他似乎又对自己的传主产生了丝毫没有保留的好感。

  从很多方面来说，卡罗对人物的概念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而推动情节发展的则是失望和正义感，这样的感觉几乎类同于一个遭到背叛的情人。如果说他的写法有什么不好，就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你和我，用上卡罗式的细节描写，都能拥有史诗般的浪漫情调。区别仅在于，我们生活展现的是无权的史诗；但两者使用的语言则很可能完全相同。卡罗的风格大胆而恢弘——他的批评者会说，有时还太浮夸。

  这种风格一部分来源于老派的历史学家，比如吉本(Gibbon)和麦考利(Macaulay)，甚至是荷马(Homer)和弥尔顿(Milton)，另一部分则来自强有力的新闻写作。卡罗喜爱编制宏大的名录（《权力掮客》的开头有一个长长的单子，列出了诸多高速公路的名字。假使希腊和特洛伊人懂得如何驾驶的话，这个单子放进《伊利亚德》也不会显得不伦不类），使用循环押韵的长句，有时还会接上一个起强调作用的单句段落。为达到戏剧性效果，他不惜重复主题和形象。

  这种风格并不能完美地融入《纽约客》朴实无华、段落简短的风格，特别是在1974年的时候，该杂志被广告淹没，连塞下所有的专栏都有困难。如此景况下，他们居然分四期连载了长长的《权力掮客》节选。当时我在《纽约客》担任校对，办公室在威廉·惠特沃思(William Whitworth)的对面，他负责编辑这些节选。我记得他像个出使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官，忧心忡忡地在杂志主编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和卡罗的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诗歌编辑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外出消夏，卡罗就借用了他的办公室。卡罗抱怨说，《纽约客》破坏了他的文字，这点他没说错。不同于惯常的做法，即仅从书稿中截取一些章节，惠特沃思试图将整本书缩编出来，这样就必须将大段的文字进行压缩，把某个段落的开头嫁接到另一段落的结尾，中间省去数页。“他们把我的风格柔化了，”卡罗说。另一方面，肖恩则保持了杂志的高水准：《纽约客》坚持使用那种有点小题大做的标点格式；不认可太冗长或者太拐弯抹角的段落；不认可重复啰嗦；特别不认可单句的段落。当时的局面，如果用强烈的卡罗风格来描述的话，大概会是这样：

  “在编辑的世界里，威廉·肖恩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安静地、轻柔地挥舞权杖，几乎悄无声息，但他确实是在挥舞。他的员工私底下叫他“铁老鼠”(Iron Mouse)，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作家们来说，肖恩那张长长的木桌像是一间神殿、一座圣坛，划过明亮光鲜桌面的那些清样——一页又一页的清样，一堆堆的清样，一捆捆一扎扎的清样，事实核对人员、律师、文法专家的清样，带有鸡爪痕刺绣般轻微痕迹以及粗犷红色铅笔标记的清样——让作家们看到了某种魔力，某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它能剔除庸凡文字的杂质，让它们焕发出一种不可言喻、引人入胜的光彩，源自正宗《纽约客》风格的光彩。”

  双方的拉锯十分激烈，致使第二部分节选和第三部分间隔了一周之久，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双方都毫不示弱，剩下的两部分节选眼看就要流产了。杂志社的任何一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事实上，卡罗和肖恩一样地固执。他那时是个38岁的无名之辈，没有在报纸之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作品。而且，他还破了产，根本没资格拒绝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入。但是在《纽约客》的众多撰稿人中，当时只有他敢于像抄写员巴特尔比（译者注，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同名短篇小说“Bartleby the Scrivener”的主角）一样，将无权无势的地位转变成坚守原则的一种方式。

  如今卡罗说，肖恩同意了将他最为在意的部分恢复原状。尽管如此，《纽约客》的版本还是与原版不同，而且改变了卡罗的标点和一些段落结构。《纽约客》的连载版本是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修订本——没有牺牲掉原文的核心信息，比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单行本来说，对集中注意力的要求更宽松——但是，无论好坏，它并不像原版那么嘹亮有力。

  惠特沃思并未因此感到后怕，1980年他成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编辑之后，还曾刊登了约翰逊传记第一卷的节选。

  卡罗的写作周期如此长，倒不是因为写作本身，而是因为反复改写。大学时代的他写得轻快而流畅，打字飞快.他的老师、评论家理查德·布莱克默(R. P. Blackmur)曾说，他得学会“改掉用指头思考的毛病”，否则将一事无成。现在，卡罗确实在尝试放慢自己的节奏。手写完第四稿或者第五稿之后，他才开始打字，不是用电脑，而是用一台老式的Smith Corona牌Electra 210型打字机。然后他再在打字稿上修改。12月上旬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在订正《权力通道》的清样。他改清样的方式和普鲁斯特(Proust)一样：划去一些内容、在行间写字、粘上补充的稿纸。

  对于研究工作，卡罗也是同样痴迷。戈特利布喜欢拿《权力掮客》当中相当靠前的一个段落来说事，其中写到摩西的父母为贫穷的城市儿童创建了户外慈善项目“麦迪逊野营”(Camp Madison)，某天早上，们待在营地的小屋，拿起《》，读到儿子因为在土地交易中的不当行为被罚款2万2千美元。“噢，他一生都没自己挣过一分钱，现在我们得帮他掏钱应付这个。”贝拉·摩西(Bella Moses)说。

  “你怎么了解这一个的？”戈特利布曾问卡罗。卡罗说，他设法跟所有曾在“麦迪逊野营”工作过的社工交谈，在此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位曾经给摩西夫妇送报纸的人。“这就好比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外面正在下雨？’” 戈特利布告诉我，并且补充说：“《权力掮客》面世时，其他作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见过这种著作。这可不是什么铭刻勤奋的丰碑，因为勤奋的人多的是，它铭刻的是其他啥东西。我都不知道该管这种东西叫什么。”

  卡罗曾经钻进睡袋，独自在得克萨斯丘陵地带(Texas Hill Country)度过数夜，目的是理解孤绝乡野的感受。为了写约翰逊传记，他进行了数千次访谈，其中许多次是访问约翰逊的朋友和同时代的人。（前克劳迪娅·约翰逊（译者注，原文为Lady Bird，因为约翰逊夫人婴儿时期的绰号为“瓢虫”(ladybird)，其后一生都采用Lady Bird作为正式称呼，意为“伯德夫人”）曾和卡罗谈过几次，然后突然毫无理由地中止。约翰逊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从未同意接受采访。但是约翰逊的大部分密友都被卡罗记录在案，包括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和约翰逊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 后者与卡罗交谈时，实际上已处于弥留之际。）

  卡罗实实在在地花费了数年时间，泡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约翰逊图书馆，不辞劳苦地浏览放置约翰逊文档的红色硬麻布箱。而且一些最能披露真相的档案，是由他首次发掘出来的。“一次又一次，我找到无人知晓的重要之事，”他说:“只要尽力去找，总有些原始材料在那儿。”他还补充道，他试图记住《纽约每日新闻》的执行主编艾伦·哈撒韦(Alan Hathway)曾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位性格暴躁的老派报人指出，卡罗是常青藤联盟毕业生中唯一有所作为的人，然后对他说“把该死的每页纸都读了。”

  他的橱柜里装满了笔记，笔记打在长长的标准文件夹纸上，常带有他用大写字母写给自己的紧要提示。开始写作之前，他先将相关的文档编目到一起，放入大活页本，活像汽车配件商店柜台后面的那种笔记本。他不用电脑、不用谷歌、不用。

  卡罗的书籍之所以篇幅很长，原因之一是他总是旁征博引，而且总能找到出乎自己预料的东西。开始写第一卷约翰逊传记之前，他设想用几个章节写完其早期生涯，与约翰逊的一些大学同窗谈过之后，他却发现了约翰逊未见记述的一面：撒谎、营私的一面。本卷还包含了一个小传，记述约翰逊在国会的导师、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生涯。另有一段精彩而动情的部分，描绘电气化给得克萨斯丘陵地带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内容基于艾娜的采访。她说，她带着家庭制作的果酱拜访当地妇女，最终赢得她们的信任，因为她和她们一样腼腆、一样紧张。

  卡罗料想，1948年的参议院选举将占据一两个章节，放在关于参议院的那一卷里。结果这几乎占了一整本书，变成了第二卷《升迁之道》。为约翰逊辩护的人们曾说，“没人会知道”那次选举的胜利是否为窃取的。但卡罗知道，因为他读到一则的报道，指出选举官及党内亲信路易斯·萨拉斯(Luis Salas)伪造了选举记录，然后就去拜访了萨拉斯，后者给了他一份手写的供词。

  第三卷《议院大师》以一百页的参议院历史开篇，从卡尔霍恩(Calhoun)和韦伯斯特(Webster)谈起。这样写是因为卡罗觉得，要让人们了解参议院，就得将它放到其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本卷还囊括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长期的参议院南方领袖小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Jr.)的小传。这一卷终结于《1957年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之时，叙述翔实，几乎写到了其中的每一票。约翰逊担当总统的最初几周，占据了新一卷《权力通道》的大部分，原本的设想仅是将它作为系列终结卷中的一章。新一卷当中关于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内容，也比卡罗的预想多得多。比方说，他非常详细地描写了约翰逊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之间的夙怨，以及博比数次造访（译者注，Bobby是Robert的昵称）约翰逊酒店房间的情形，那是1960年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博比试图说服约翰逊放弃副总统提名。

  这套丛书持续膨胀，换句话说，它持续不断的发展出次要情节和戏中戏，某一些程度上反映了卡罗自身的发现过程。眼下他正在展望第五卷和越南战争。第四卷记述了约翰逊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展现的急躁情绪，预示了越南的泥潭。某日我去拜访的时候，卡罗拿出一厚叠他写好的笔记，包括书稿，内容是约翰逊与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厄尔·惠勒( Earle Wheeler)和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进行的周二内阁例会，会上经常讨论是否要将战争升级的问题。“看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卡罗对我说：“不可思议呀！”

  卡罗告诉我，他对约翰逊的兴趣空前高涨，并且补充说：“这不是喜不喜欢他的问题。我是在试图解释，20世纪后半叶，政治权力如何在美国运行。刚好又赶上了这么一个人，他理解权力和运用权力的方式无人能及。为得到权力，他表现得十分冷酷，连我这个自以为懂得何谓冷酷的人都禁不住感到吃惊。可是，谈及帮助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毕生抱负时，他也是认真的。于是你发现，他是在用这种冷酷和野蛮来达到美好的目的。他的性格改变过吗？没有。我对约翰逊的感情很复杂吗？一直都是复杂的。”

  卡罗书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公告板，他将写在标准贴纸簿上的《林登·约翰逊时代》提纲钉在上面。这不是那种带有缩格、序列标题和副标题的传统提纲，而是一个用句子、段落和注释构成的迷宫，只有他自己才懂。如今，顶行的一部分已经消失：空白部分原本放的那些页，现在已构成第四卷书的内容。但还有好几行的东西有待取下。另有13页纸仍无处安放，除非从墙上拿下更多的纸张。《林登·约翰逊时代》的结语已经写好，就在这13页纸当中的某个地方。无论最后写了几卷，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不止一次地请求过卡罗，但是他不肯告诉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

  卡罗并不缺乏结束约翰逊传记之后的下一步计划，而且他已经选好了主题，尽管他不会说出来。他还跟我说过，阿尔·史密斯(Al Smith)传记也是一个可优先考虑的写作主题，此人是前纽约州州长和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同样可能的是，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他并不真想让约翰逊项目结束——也就是说，无意之中，他一直在竭力延续这一个项目。因为每当完成作品，将自己的传主封存起来，传记作家自己也会丧失一部分的自我。

  卡罗是吉本的伟大门生，一定熟知吉本的那段线年，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之后，吉本在他瑞士洛桑的家中写道：“毋庸讳言，因为恢复了自由，也许还因为声名鹊起，我一开始的反应的确是欣然自喜。但我的自豪感迅速消退，一股清醒的忧郁布满了我的心灵，因为我想到，我已永久地离开了一个多年的挚友，除此之外，不管我书写的历史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暂而无常的。”

  《权力通道》，是精彩绝伦的林登·约翰逊系列传记《林登·约翰逊时代》(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的第四卷，由罗伯特·卡罗撰写。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五年，始于1960年总统选举之前不久，内容有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其他一些肯尼迪时期的重大事件，最终落笔于肯尼迪不幸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约翰逊接任总统之后的最初几个月。

  卡罗记载了诸多历史细节，其中最妙趣横生且至关重要的部分，涉及到这位新总统推动国会立法委员会将数个法律草案炮制出来、并付诸两院投票的能力。其中的一项草案在后来成为了1964年签署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约翰逊能将看似绝对没希望付诸国会任何一院投票的法案起死回生，他所施展的政治技巧，即使你不是一个政治迷，也会为之惊叹。来自南方的议员很擅长将他们痛恨的立法给搅黄，尤其是那些为美国黑人争取更多民权的法案。他们的阻碍能力令人瞩目，以至于新总统约翰逊的一位盟友，坚决反对他将肯尼迪遇刺得来的政治资本浪费在如此渺茫的事情上。

  这是一个每位总统都必须提出并回答的问题。对约翰逊而言，在1963年底的几个星期里，总统这个职位意味着两件事：通过一项真正有威力的民权法案，来取代1957年他促成的一项孱弱得多的立法，那时他是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另一件事是向贫困开战。只有他一个人清晰地认为这两件事实际上都并非毫无希望，因为美国历史上，仅有少数人能在推动立法和说服议员上与他相提并论。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观察约翰逊的自信心如何日益高涨。他逐渐影响到那些仍处于震惊之中的肯尼迪政府幸存者，使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位曾经的“议院大师”（Master of the Senate）成为新任最高行政官员之后，所具备的推动参众两院立法的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任总统。约翰逊的这种信心蔓延到了外界，并最终在他第一次做国情咨文演讲时感染了整个国家。咨文由肯尼迪的文胆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起草，但是它的影响力将在接下来的七周里由约翰逊施展的魔法来实现。

  后来，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完美记录了约翰逊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汉弗莱被总统选中为民权草案的选票统计人，并且作为约翰逊的参议院代理人为草案开辟道路。

  卡罗用熠熠生辉的细节描述了这位新总统在说服他人方面的天才能力，不论对象是朋友、宿敌、还是这两极之间的人，以及他如何运用这种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都看过那些约翰逊的标志性照片，他在谈话中身体前倾，将他的厚手指戳向倾诉对象的胸膛，或用长臂搂住别人的肩膀。约翰逊身高六英尺四英寸（1.93米），所以面对大多数人他都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即便是坐着的时候，他仿佛同样高高在上。卡罗写道，在一次关于民权的谈话中，约翰逊让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及其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即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随行人员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张大沙发上，而他即便紧挨着他们坐在一张摇椅上，仍然给人一种渊渟岳峙的感觉。他甚至都无需和别人共处一室，仅仅通过电话，他就能很好地操控、劝诱甚至欺凌他们。

  如果你是坚定的党派人士，他会召唤你的爱国心；如果你是守旧派，他会将自己的计划装点成主流势力的选择。他对人的恭维细致入微、基调精准、控制得当，他的豪言壮语亦是如此，不论手段，只要能起作用就行。虽然约翰逊没有亲吻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戒指，不过他的双唇确曾触到雷伯恩的光头。而哈里·伯德（Harry Byrd）得到了他的尊重和重视。当约翰逊成为总统时，他终于拥有了与其政治技巧相匹配的权力。

  本卷书另一个卓越之处在于描述了约翰逊胜利之前的种种磨难：竞选的失败，以及作为副总统的那段能力被限制、权力被剥夺的悠长岁月。他无事可做，无话可说，面对肯尼迪核心圈子成员对他的轻慢无计可施。“议院大师”也许已经成了参议院的议长，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 。（译者注：美国副总统同时兼任参议院议长一职，但该职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职位，并无实权。）他可能非常同意德克萨斯州同仁、罗斯福总统的副手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关于副总统一职的著名论断，即“一文不值”。

  卡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约翰逊的苦楚。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雄心的消退。当他被会议拒之门外、不受空军一号的欢迎、被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怀疑和鄙视之时，我们与他一样确信其政治生涯已经终结。之前在国会的时候，也许他并没有为全体的华盛顿精英所敬佩，甚至被他们取笑说有点像乡巴佬，但他肯定从未被人小视。在白宫，他会编造一些理由在早上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的外围，并确保肯尼迪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他，尽管他在那里很少受到欢迎。即使他们不尊重他，他也不允许任何人忽略他。

  然后悲剧改变了一切。肯尼迪遇刺几小时后，约翰逊宣誓入职。虽没宣誓仪式的排场，但他拥有了总统职位的一切权力。起初，他在运用权力上相当小心翼翼。他几天都未搬入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位于白宫西面的行政办公楼274室处理政府事务。直到12月7日，约翰逊一家才搬进白宫官邸。但在不久之后，一件事变得很清楚，那就是约翰逊一生苦苦追寻的权力终于来到他的手中。

  正如卡罗在本书和前面几卷中显示的那样，权力最终会揭示一个人的本质。对约翰逊而言，成为总统使他得以解放自己，并去拥抱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而之前它们因政治或其他原因从不示人。突然之间，再也没理由让他与自己幼年时期的贫困和失利划清界限。权力将约翰逊人性的源泉释放开来。

  去年我有幸在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的葬礼上讲话。施莱佛曾效力于约翰逊，但在许多方面都与之秉性相反。当时我说，我们之中太多的人花费太多的时间计较个人的升迁和得失，而不去努力。我们也许会失败，但我们应该在尝试中失败。这是施莱佛的伟大品德。随着约翰逊的当选，施莱佛终于拥有了尝试并取胜的机会。

  当我自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时，约翰逊、施莱佛和其他一些民权运动与反贫困运动的伟人都涌现在我面前，尽管当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正酝酿着运动，并且在几十年后发扬壮大成政治主流。那些伟人们相信，政府在增进民权、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不久之后便清晰显示出，法律需要改变的同时，人心亦如此。不仅是国会议员，而且美国人民自身也需要被说服。

  在没有出现某些危机的情况下，例如失去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肯尼迪，这样做很困难。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美国日益陷入越南这个泥潭，更加好战的民权领袖逐步崛起、许多城市发生了骚乱，六十年代前期使得我们正常的生活普遍“水涨船高”的广泛性经济稳步的增长业已终结，这些都使得在民权和反贫困方面赢得更多民心越来越困难。

  有那么短短几年，林登·约翰逊，这位曾经相当寻常的南方人，一个极度渴望权力却处处受限的人，超越了他的政治过往和个体局限，拥抱并推升了他孩提时的梦想，即将机会和平等带给所有美国人。经过长年对权力的追求，一旦他拥有了权力，他对美国人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打算使用它。”而且他确实使用了这个权力来通过《民权法案》、《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开放住房的法律、反贫穷的立法、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启智学前教育计划（Head Start）等等。

  他深知总统一职的任务所在：打动人心。对国会议员，他常常使用各种手段；对美国人民，则是袒露他的真实情感。

  即便是我和约翰逊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分道扬镳，我也从未像很多同时代的年轻人那样憎恨他。我没法恨他。他对推进民权和公平机会所作的努力举足轻重。我现在仍然感激他。约翰逊彼时打动过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他仍能打动我。罗伯特·卡罗撰写的传记引人入胜、细致入微，描绘出了约翰逊如何以及为何能够打动人心。作者又一次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约翰逊总统当初希望，人们因“伟大社会”计划记住他，而不是越南战争。但是，总统的个人悲剧或许正在于此：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恰恰因为这一场战争将他铭记——这也是美国桑塔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古德曼所谓的“林登·约翰逊式悲剧”。这位历史学家宣称约翰逊总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综合体——尽管他雄心勃勃，而且可完全寻求连任，但他任期一满即选择离开白宫，与夫人返回德州农场颐养天年。他本人说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个职位”。

  约翰逊的前任肯尼迪曾要求国民“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固然激荡人心，但细想一下也有问题——凭什么不能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约翰逊总统的民权立法和“伟大社会”计划，恰恰回答了人民的这个提问——国家能为人民做些什么。从这个方面看，谎言总统约翰逊成了美国历任总统中“伟大的长者”。